【摘要】袁宏道在尘封三百余年之后的20世纪前期重见天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无疑具有开创之功,但周氏对公安派文学之近代化价值的判断主要建立在明代性灵派与复古派的二元对立认识基础之上.周质平《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1986年)批评了以"载道"与"言志"划分七子与三袁的做法,并质疑林语堂、刘大杰等人过誉袁宏道的行为.那么,性灵派与复古派关系如何?性灵说与王学关系怎样?性灵派文学的近代化价值何在?若想就这些问题得到较为公允信实的观点,必须对前人的惯性思维有所突破,必须有更为宽阔的学术视野,还必须对以袁宏道为中心的性灵派文学的微观景象予以切实考量,如此才能避免"矮子观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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